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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力量与正义1954选（第2页）

而非“是”

[1]的特征。

这是一个拯救伦理学准则之有效性的巧妙方法，而不用去干预简化论的自然主义所了解的实在。

但是这个方法受到了来自双方的阻碍。

在科学一方，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联盟的势力拒绝把价值从它们加诸其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自认为拥有科学的权利。

它们企图证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法则已足以从个人和社会方面去解释价值之确立。

它们得出结论说，价值就是评价。

必须解释的，不是价值的有效性，而是其起源、发展与衰落。

它们在生命的动力中挖掘得越深，为其理论所收集的证据就越多。

存在与价值之间的安全沟似乎已经消失。

价值乃是生存之表达，不能从生存之外的一个地方去判断生存。

反对这种威胁的价值哲学的抗拒力，已变得越来越弱。

但是更具决定性的是来自相反方面的攻击，即对价值之性质本身的分析。

价值需要在生存中并通过生存来实现。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价值对生存的任何存在论参与，在价值与生存两者之间只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话，这种实现如何可能？来自生存之外的命令如何能对生存具有影响？如果用机械的必然不等来描述生存，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无法回答。

但是，即便肯定了自由（这是存在论为价值理论而对科学决定进行的干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来自生存之外的命令，如何能对它们与其存在毫无本质联系的生存着的存在物负有义务？价值理论又一次无法回答。

于是，对这些问题再也不可能不予理睬了：什么是价值的存在论基础？被称为价值的东西如何植根于存在自身之中？更有甚者，坚持价值理论有意义吗？探索伦理学以之为基础的实在之结构难道不是更合适吗？换言之，价值理论自身难道不是在要求由存在论来代替它吗？

但是，即便一个人接受了对价值理论的这种批评，他也可能会企图通过提出别的种种替代物，来逃避存在论这一替代物。

其中首先是实用主义的方法。

实用主义论证说，伦理规范是人类体验的客观化。

它们确立了一些规则来描述在实用方面是最适合的行为。

但是人们立即可以问道：适合于什么？每一种情境在其伦理方面都是有歧义的，都允许对适合性问题作不同的回答。

实用主义对于存在论（有意识的存在论，因为无意识的存在论总是在场的）的逃避，受到了关于实用主义的适合性之标准这一问题的阻碍。

其次，某种多少是相反的替代方法，是神学的方法。

伦理规范是上帝赋予的，这是其有效性的基础。

这种解决方法似乎可以解释实用主义价值理论未能解释的伦理体验的那么一种特性，即道德命令的无条件性。

但是，神学的替代方法是否避开了存在论呢？对此的解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我称为他律的，另一种我称为神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