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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超级大国（第7页）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

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

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

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

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

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

这种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

接轨，正如“自由”

“民主”

“科学”

“法治”

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毛泽东也暗生疑窦。

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

和“商品关系”

，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

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

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

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

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以“私”

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

，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

。

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

的传统，“通财货”

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

，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和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