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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赎票 买命计算之一（第2页）

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

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

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

这一点无须解释。

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已跌得不足十年前的十分之一。

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

真所谓物极必反。

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

，“劫富济贫”

，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

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

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

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

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

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我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

[31]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

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70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60万大洋，外加100枝步枪、3万发子弹、200盎司上等烟土、50码黑缎、100只金戒指、30只金手表、2挺重机枪、5万发子弹、4枝毛瑟枪、120把左轮手枪、120枝来福枪并配子弹。

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

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

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

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

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

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

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