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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赎票 买命计算之一（第3页）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

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

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的。”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

这就意味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

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

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

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

官府在赎票问题上的计算和谋略还可能更加复杂。

人质亲属赎票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考虑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

官府则不然。

首先，官府凭什么掏钱？人质是官员的儿子吗？其次，如果面对某种压力，譬如面对国外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得不赎票，那也要考虑让土匪得逞的负作用。

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

这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换算。

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

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

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国的助理教士F.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带被土匪绑架，土匪开价12万。

传教士在《被湘匪绑架的80天》[32]中写道：

迄今为止与土匪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

土匪们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

考虑到我的生命有危险，洪江的将军们不敢对土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但为我支付一大笔赎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拐弯解决的。

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个条件：释放传教士。

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800吊铜钱从绑架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12万开价的百分之一。

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

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

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让步便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捞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样摆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