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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模式的制约因素（第1页）

三、两种模式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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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

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

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城市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关的财政政策，等等。

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但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

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

于是，由于城里人或者教育部门的利益，另外一种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

这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肯干，不能干，而是由于他们面对着一种歧视性规则。

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

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

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

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

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

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这份正当还得到了法律保护，如此既正当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

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怀疑中国能否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土壤和气候问题。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

为了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

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

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

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

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

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

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

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

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

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遭到了限制。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

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