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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孤云访谈（第2页）

吴思：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强烈冲击构成的。

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

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才有一镐是自己的。

如果偷懒少刨80镐，自己的损失只有一镐，其余79镐可以转嫁给同队的社员。

于是，从经济角度看来，人民公社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

我找了很久，总想找到可以替我解决疑惑的新教条，找来找去都不够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气。

孤云：也就是说，你极力寻找能够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套方法，这使你一路寻觅到如今？

吴思：是这样。

除了寻找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之外，我还在寻觅对人心和人性的解释。

我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强烈冲击。

19岁那年，我当了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由我负责安排。

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我勉强胜任了，但是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

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原来我的本性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

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论的无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补或重建的。

从上大学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这类事情。

我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

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失败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插队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二十多年前的失败，仍在对这个失败做出反应。

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中，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孤云：这样的经历，在你们这代人里并不罕见，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吴思：自我感觉就是大开眼界，有了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气。

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就不能不对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

从“红卫兵”

到“插队落户”

，从“人民公社”

到“生产队指导员”

，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

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