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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第10页）

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

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204]关于专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专业分工的演进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见杨小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第24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2月第1版。

[205]十二世纪初，法国东北部的琅城以重金从主教高德理手里买下自治权。

主教花完了钱后背约，要收回自治权。

于是市民向国王路易六世行贿400里佛尔寻求支持。

主教则用700里佛尔行贿，于是国王支持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许证。

1112年市民发动起义，杀了主教。

国王联合封建领主出兵镇压，市民则坚持斗争。

十六年后，琅城市民再度获得自治特许。

此后，路易七世为了获得支持，主动发放了25个自治特许证。

其子腓力二世发放了41个旧城，43个新城的特许证。

欧洲城市的力量与国王的力量比较接近。

1302年布鲁日市民起义反抗重税，杀了3000法国人，腓力四世出兵镇压。

在7月11日的库尔特累战役中，国王方面有6000骑士和200大贵族阵亡，战场上留下4000双金马刺，号称“金马刺之役”

。

遭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弃对包括布鲁日在内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吞并。

对比中国，皇帝镇压叛乱时动辄调遣百万大军，不到全国力竭绝不轻言放弃。

死伤万八千人根本不值一提。

[206]17世纪30年代，仅德国就有军事承包人300余，可以提供相当高水平的雇佣军服务。

此外，欧洲的堡垒战术非常普及，这种战法对财力的要求大于对兵力的要求。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拉近暴力统治者与平民的距离。

平民可以找到许多用财力对抗暴力的途径。

[207]以大宪章诞生前夕的英国为例：120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之争发生冲突。

1208年，英诺森给英格兰和威尔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里的一切宗教仪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复。

1209年约翰本人被革出教门。

约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会对这一事态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于约翰对这一禁令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事倒的确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困难。

但是1212年一次诸侯密谋和菲利普横渡海峡的计划却使约翰认识到，被革出教门的国王特别容易招致叛乱和入侵。

因而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更为危险的敌人。

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兰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赢得英诺森的谅解并确保在未来的战斗中支持他。

（参见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P143，商务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