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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但当时把俄国的经验搬到中国，又把北方的经验搬到南方，一刀切，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和不严重的有些地方强化阶级斗争，人为地加剧了矛盾，制造了仇恨。

“文革”

期间在广西、湖南、江西有些地方出现自发的阶级屠杀，出现各种“贫下中农法庭”

，在无政府状态下大量屠杀所谓“四类分子”

，可能就与土改时留下的积怨有关。

为什么这些屠杀大多出现在南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南方土改中的教条主义和“左”

的政策埋下了隐患，阶级斗争搞过火了，失败者内心不服，胜利者也内心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过激反应，就把事情做绝，就血腥施暴。

所以说我比较赞成有些学者采用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土改以及后来的“文革”

。

但我得补充一点，现代性角度可能不是惟一的角度，事物往往是复杂的，需要有多种视角。

我举个例子，就在我刚说过“贫下中农法庭”

事件中，湖南道县有一些农民曾经跑到旅店里去，查旅客中有没有姓孔的人。

为什么呢？他们想杀“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蒋”

找到了，“宋”

也找到了，“陈”

也找到了，惟独缺了一个“孔”

。

本地没姓孔的人，他们就到旅店的房客中去找。

这种荒谬的事情与现代性有何关系？恐怕倒是与中国传统的巫术与迷信关系更多吧？

“文革”

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家长制、连坐法、宗族冲突、重农抑商等等，恐怕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更多关系吧？台湾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没有8车，因为8路让人联想到八路军。

红色在那里很忌讳，谁用红色多谁就有“通匪”

之嫌。

我们就很难说这些现象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有什么关系，可能还得需要另外一些分析角度。

外缘离不开内因，斯大林主义感染中国离不开本土条件和本土路径。

八十年代有人用“封建主义”

来解释“文革”

，虽然用词不一定准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王尧：我在台湾讲学时感受到你所说的问题。

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强的，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许多人谈到内地时总要说到“文革”

，我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在别的历史时期也曾受到迫害，国民党专政政权的垮台是有历史原因的。

一些人看不到内地的进步，或者曲解内地的发展。

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拿他们读到的“伤痕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