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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6页）

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

。

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

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

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

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

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

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15]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贡献。

“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真正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

对于这一结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入理解、深入研究的必要。

最后，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和撰写民族史的以下问题。

——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和理论指导问题。

白先生指出，不应把资料的收集、整理看作是简单的工作。

他说：正史中的资料、正史以外的资料、地下出土的资料，以及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资料、外国政府公布的档案资料等，都应当关注。

他认为：“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

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一律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

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难。”

[16]这些话，把资料的大致范围及其重要性都讲到了。

同时，白先生又强调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他既有原则又有分析地指出：

又一件事，是理论方面的。

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

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

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民族史里，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的发掘。

我们对一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

[17]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史的结合，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这是白先生始终不渝的治史宗旨，即以唯物史观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中提出理论性的认识，用以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并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白先生还进一步解释重视理论在学术发展上的意义，他说：

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

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