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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8页）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怎样从史部目录学和要籍介绍的形式中走出来，从而成为史学史这门专业学问的发展史？20世纪前期，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做了初步的尝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在教学中也做了可贵的努力，这见于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的讲稿《中国史学史稿》。

白先生认为，要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推进到新的高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

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

，以及努力做到理论和资料的结合。

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阐明规律（包括思想发展的规律和一些技术上的规律）是可以做到的。

而总结成果主要是下功夫研究史学上的一些代表作。

这两点，只有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详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做到[22]。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一篇理论文章，如果我们联想到白先生此前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30部代表作的有关见解，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

的丰富内涵。

白先生在1961年撰写的《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中，提出应当重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含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关于史料学遗产的研究，三是关于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四是关于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五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六是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七是关于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23]。

其中，有些观点在他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又有了新的发展[24]。

显然，如果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有关历史著作来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不断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

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浩如烟海”

，人们常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

对此，白先生从大处着眼，提出了30部著作，建议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朋友们作为阅读、研究的参考。

他在1987年对史学研究所举办的面向全国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的学员的讲话中，讲到了读书问题，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

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

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们必须读。

这二十七部是：《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

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

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

就同学们讲，这么多书一年里读不完，十年念完就是很不错的了。

怎么办？我想这个投资是必要的，有机会可以买上，没有这几部书是不行的。

[25]

白先生推荐的这些书，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的“读书会”

栏目中多有评价，受到读者的重视。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白先生治学，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其指归。

白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后改名为《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反映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第二，倡导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

中国史学史的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

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在顾及整体面貌研究的同时，捕捉重大问题做深入研究，这是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战略性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白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1984年，白先生发表了一篇文字甚短而分量极重的文章，即《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

文章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状况，指出：“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数量还不大，但总是慢慢地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