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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9页）

这些书，在见解和功力上，相互间的差距相当大。

但也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

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

[26]白先生在平时同他身边的研究人员曾这样形象地比喻过：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代产品，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完成第二代产品并向第三代产品过渡。

可见，他是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以及他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置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来估量的。

唯其如此，他总是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新的见解，以推进学术的进步。

因此，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

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

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27]

依我个人的浅见，白先生在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

，就是要摆脱“史部目录学”

和“史书要籍介绍”

的影响，展开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当然包括对上文所说到的那些问题的研究。

而这里说的“大踏步前进”

，一方面同历史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学科建设有关。

这正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本色的体现：他的学术脉搏总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那么，白先生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呢？文章中这样说：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

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

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

[28]

概括说来，这里说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的认识。

对历史的认识，重在认识历史的规律；对史学的认识，重在对史学功用的认识。

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

只有认识了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可能认识种种史学现象和史学的本质。

诚然，史学史研究者真正走到了这一步，那就不仅“甩掉旧的躯壳”

，而且可以“大踏步前进”

了。

如果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朋友多了解、认识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那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同样，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倘能多关注一些史学史的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定也会有新的起色。

在我们纪念白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卓见，再一次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第三，提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目标。

这实际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

1983年，白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