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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11页）

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

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批评。

[30]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

的论文、讲话，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写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

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

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

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

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

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

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31]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

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

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

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的。

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实际意义。

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可以认为，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四，他完成了一项宏伟的世纪工程。

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

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并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

《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

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做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

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又如各卷的“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