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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10页）

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

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

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

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

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

[27]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在这篇讲演中，他还着重分析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对于拨乱反正，给人以许多启发。

他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著文，较早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初步总结[28]，反映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历史的科学认识和对其前景充满信心。

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他说：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

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

[29]

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

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

、“史学遗产的重要性”

、“对外国史学的借鉴”

、“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

、“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

、“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

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

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求他们的。

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奋斗的目标。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

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

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

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

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