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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第2页）

这里仅举数例，以略见其大概。

其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

这是中国通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的分歧也很大，主要观点有八九种之多。

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认识：“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

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

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

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

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

……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

[4]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

后来，白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成为《中国历史年代》一文的主要内容[5]，并收入《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

[6]。

白寿彝先生的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成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

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这个理论，对于撰述多卷本《中国通史》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

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很有特点，值得我们研究。

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帮助。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

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

[7]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对于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

可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这个重要意义，白先生才如此大声疾呼，并反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阐述。

今天我们重新提出他的这些论点，不能不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方面，表示钦佩和敬意。

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

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中，就显示了这方面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思想成果，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帮助的。

他指出：“过去讲史学思想，很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如果要讲史学思想，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行了。

这个话有道理，但不完全对，至少不全面。

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

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

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

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