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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道路和学术风格（第3页）

[8]这是从具体方法上阐明了优秀的史学遗产的思想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地指出了在历史学的思想领域里如何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途径。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在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以及在他主持下进行的各项史学史研究中，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其三，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问题，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一章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

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9]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从这个辩证发展过程中，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做出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历史客观事实的结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有激烈的争论。

针对这种争论，白寿彝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

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我看这是主流。

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10]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的意义和价值。

此论一出，诸论释然。

从而推进了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认识，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重要的启示

白寿彝先生在理论上和学术上的创造与建树，还可以举出许多。

我们从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以及他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论集》等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近20年中，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历史和史学的研究中不断创新的历程。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点启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做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其后在“**”

中更遭到了“四人帮”

的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

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

所造成的。

相反，当人们经过“**”

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价值。

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20年来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其他许多重大成就，都雄辩地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真诚地、虚心地吸收外国历史学界的一切积极成果；但从根本上和整体上看，这些积极成果，都不足以证明唯物史观的“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