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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2页）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论》出版（求实出版社）；1983年，《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和《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部分）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而《中国交通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1988年，《回族人物志》第二册（明代部分）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全书导论）也即将出版，等等。

每年出版一本书，真是丰收的季节啊！

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了60年的寿彝先生，进入了他的学术生命的最旺盛的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他赞许王国维所论“衣带渐宽终不悔”

的境界，用以砥砺自己，也用以勉励后学。

人们常常爱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诗句和“发挥余热”

的话来反映老一辈学者的顽强治学精神，但寿彝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生命的活泼的跳动中感到，他还“不服老”

。

诚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觉得70岁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开始，以前的各项工作也可以说是为今天的研究做准备。

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

我们以拳拳之心回顾了寿彝先生的治学历程，深深感到，寿彝先生学术兴趣广泛，他走过的路是一条不断探索的路。

在这条道路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对于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

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指示，格外为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

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寿彝先生在《新建设》第1期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等等。

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他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寿彝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

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以及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的尝试。

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却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

这又说明，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谆谆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

寿彝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的。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1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

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是启迪后学智慧的钥匙，也是他在学术工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奥秘。

二、史学思想的两个特点：通识与创新

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贯穿于他对于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这三个领域之中。

不论是从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来看，还是从寿彝先生的治学历程来看，这三个领域都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即这是一个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从具体研究到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

而饶有兴味的是，寿彝先生对上述每一个领域的研究和撰述，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一逻辑的联系。

我们通过对这两层逻辑联系的考察认识到：发展的观点、全局的器识和创新的精神，是寿彝先生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特点，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下面，我们将结合寿彝先生在每一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成果，阐述对于他的史学思想的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关于民族史的研究

寿彝先生在大学时代着手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读研究生时则以朱熹哲学为研究课题。

他的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继续下来，但却培养起他对哲学的兴趣，这对于他后来研究历史善于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有很大的影响。

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工作，是从研究民族史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