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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3页）

具体说来，是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

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他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愈来愈增强了理论的色彩。

寿彝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

从这时起到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6年）、《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1937年）、《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1939年）、《跋吴鉴》（1942年）等论文。

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史记载的摸索，二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

关于文献的摸索，《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长文是一篇力作。

此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15]。

值得注意的是，寿彝先生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

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寿彝先生在伊斯兰史方面的开阔的视野。

1942年年底至1943年，寿彝先生在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

1942年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

我们从仅存的一章[16]的规模来看，寿彝先生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

可惜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

次年，寿彝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

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虽为“小史”

，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的三十二年”

。

作者在“小史”

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

；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

这些看法，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寿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

[17]，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

的问题[18]，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陆续都汇集起来，编印、出版”

的问题[19]，等等。

寿彝先生于1982年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来看，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

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寿彝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述上的准备。

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

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却为他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50年代，寿彝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

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

寿彝先生的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二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