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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4页）

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如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

又如，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

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

的“分析”

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寿彝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的《回族人物志》。

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系统的人物传记。

《回族人物志》是寿彝先生40年代前期所撰《回教先正事略》的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

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20]，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的问题，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

不是主流，“互相打仗”

也不是主流。

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寿彝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进行中国通史的研究。

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做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二）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

寿彝先生学术工作上的重大的转折和发展，是由研究其本民族的历史进而走向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

这不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甚至也不只是认识程度的加深；这里最需要的是通识之才和创新精神。

这一转折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而自7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今日，已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较大规模的编撰活动。

1949年，寿彝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

那个时候，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各系学生的必修课程，常常是两三位教师在同一时间分别开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授课教师，也可以自由流动。

寿彝先生主讲中国通史，深受欢迎，听讲的人日渐增多。

同年，他应聘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

系主任侯外庐先生组织起以寿彝先生为组长的“中国通史教学小组”

，负责审查、讨论和通过教学大纲。

当时，解放伊始，初学马列，教学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思想和体系，建立起中国通史教学的新体系和新思想。

许多教师在思想上既兴奋，又困扰，大家都在学步阶段。

寿彝先生主讲中国通史并领导“中国通史教学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