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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6页）

除第一、二卷应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外，其余十卷都分为“序说”

、“综述”

、“典志”

、“传记”

四个部分。

“序说”

，包含有基本史料的论述、研究概况的论述、本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

“综述”

，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

“典志”

，是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及法典等制度的论述。

“传记”

，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

——突出表现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

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毕竟是人的活动所构成的，有人民群众的活动，也有杰出人物的活动。

这是不应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我们讲述历史、撰写历史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具有比较突出的社会效果的，主要还是各方面人物的传记。

中国史学上有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优良传统，多卷本《中国通史》把“传记”

列为重要部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也是试图继承这个优良传统。

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理论构架，不是可以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到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中国优良的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摸索到的。

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总是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务使理论不致成为脱离具体研究的空洞的理论，史学不致成为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史学。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架，以及他运用这一理论构架提出了回族史研究和撰述的总体设想[26]，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从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来说，史学史是史学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和对于未来的追求的学问。

寿彝先生多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他在学术工作上能够不断步入新的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初，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他接触中国史学史的开始。

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寿彝先生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由此转入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途径的探索。

80年代，是他进入这一领域酝酿成果的时期。

诚如他自己所说：“这四十多年，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摸索，首先是暗中摸索，继而是在晨光稀微下，于曲折小径上徘徊，继而好像是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

现在的问题是，还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赶紧走上大道。”

[27]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致是循着两个方向深入的。

一是对中国史学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的研究。

正是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积累和成果积累，寿彝先生得以在80年代中期提出他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总体说明，并打算通过主编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以实现这一说明。

寿彝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是刘知幾的史学和马端临的史学，60年代是《史记》和《汉书》，80年代是近代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通观作者对《史》、《汉》、刘、马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十分注重考察时代与史学的关系。

如作者在分析《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时，极为详尽地阐述了自西周至秦汉数百年间的历史大变动，阐述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它们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

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对于学术流变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