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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7页）

作者论马端临的史学思想，首先从揭示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入手，从而从一个方面把中唐至元初的史学连贯起来，并反映出一种发展的观点和动态地研究问题的方法。

第三个特点是注重理论概括。

如作者提出，史才论和直笔论是刘知幾“独断”

之学在治学精神上的重要特点，又把“博采”

和“善择”

、“兼善”

和“忘私”

以及“探赜”

的提出，视为刘知幾论“史识”

的三个特点，等等。

第四个特点是采用比较的方法。

如《史记》、《汉书》比较，“六通”

比较，等等。

从《史》、《汉》、刘、马研究到《说六通》，从1964年写出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可以看出，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摆脱以往要籍介绍的模式，而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发展的思路和理论的特色。

而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两篇文章，则是中国学术界较早地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所做的初步总结，它们对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寿彝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

这方面的代表作，20世纪60年代有《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80年代有《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系列文章。

《谈史学遗产》首先指出，研究史学遗产在于理解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关系，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并从史学已有成果中吸取思想资料。

文章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

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

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

接着，文章提到中国史学思想上和历史编撰学上的精华和糟粕，主张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还要对糟粕善于利用。

文章还具体提出了史学遗产研究中的“七个花圃”

。

这篇文章实际上说的就是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范围。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这篇文章的继续，它从“规律和成果”

、“精华和糟粕”

、“理论和资料”

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把问题提得更集中、更明确了。

这两篇文章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起了启发思想的积极作用。

80年代发表的“答客问”

的一组文章，是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等方面，论述和发展了作者在20多年前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

寿彝先生在80年代还发表了一些论著和讲话，重申了或新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强调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和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研究[28]；二是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真正成为包括对于中国各个民族的史学史的研究，中国史学家应当通过长期努力写出一部包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世界史学史[29]；三是强调认真读书，认真研究史学名著，避免空疏学风，并列出27部史书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30]。

任何一门学问，只有在它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任务和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摸清了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阶段性，认识了它跟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区别，考察了它的研究史，提出了它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才能真正形成一门学科，才能创造出本身的学科体系。

寿彝先生在1984年12月写出了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