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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8页）

。

在这篇长达10万字的“叙篇”

里，作者指出了区别历史和历史记载两种概念的必要性，以及史学的任务和范围与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的不同；勾画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时代特色；概括了前人和今人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回顾自己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和新的目标。

这些论述，是作者把自己40多年来思考的问题、发表的见解、积累的成果，经过归纳和提高，升华为理论的形式而构成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结构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科学价值：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关于中国史学史专业建设上的重要成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学科体系建设上的重要成果。

我们深深感到，寿彝先生的这一重要成果的提出，是一个艰苦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不断摸索、开拓、前进的步伐。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寿彝先生正在主持两个课题，一是列入国家教委“七五”

期间教材规划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二是列入全国“七五”

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

前一个项目将在1989年完成。

后一个项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31]，全书6卷，预计1990年完成。

对于后一个题目，寿彝先生提出的目标是：“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

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一些。

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做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洪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

[32]寿彝先生亲自执笔的第一卷，正是按照这个要求写成的。

从第一篇（即先秦史学）的规模来看，它已经超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只是从史学自身来说明其矛盾运动的构思和框架，而是把史学放到时代中去考察，从而使史学跟时代的关系更密切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可以认为，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编撰工作，将推动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不仅在理论体系上而且在具体研究上确立起来。

从民族史研究到中国通史研究，再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这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也是各个领域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寿彝先生逐步滋长和发展了他研究历史和史学的通识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通识与创新是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最鲜明的两个特点。

三、历史教育：对史学社会作用的新认识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是寿彝先生继《学步集》之后的又一本论文结集。

作者把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编成一个集子，反映出他对于史学工作所寄予的深意：历史教育是我们从事史学遗产研究的社会目的；换言之，愈是深入地研究史学遗产，愈是能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这是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认为是核心的部分。

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萌生甚早。

这可见于他50多年前在《中国交通史》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即“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

，显示出作者治史是为了警戒世人、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这个思想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运用，而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起来。

首先是对于传统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寿彝先生在阐述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时，首先就强调：“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33]根据这一思想，寿彝先生对史学遗产的研究，十分重视分析历史上史家所处的时代及其撰述的目的，分析每一重大史学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分析那些有重要价值的思想资料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这些都是力图使史学史的研究富有历史教育的社会意义。

寿彝先生从对史学史的研究中所阐发的历史教育思想，在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理论上的表述和实际上的运用。

他在本书的“叙篇”

中讲到史学的社会影响时，深沉地写道：“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

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