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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3页）

因此，我下决心回国后，和史学界的同志们把通史的事抓起来。”

三年前（1978年），当白先生对我说这番话时，我很快地联想到太史公司马迁的一段名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3]我不是要把白先生类比古人和古代“圣贤”

，但我觉得白先生之受“刺激”

而编撰通史，确也是“发愤之所为作”

。

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写一部200万字的中国通史。

大约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大部分初稿，考虑到这部初稿没有什么新的特点，就暂时放下了。

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工作，却显示出某些新特点。

所以第二阶段是抓《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

这部《中国通史纲要》[4]，是写给外国人阅读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日、英、德、法等版本）。

但正如白先生在该书“题记”

中写的：“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

因此，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例如，它的叙论，较详细地论述了地理、人口、年代，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这个舞台的一般情况。

又如，这本书的历史分期、材料选择、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点[5]。

在撰写《中国通史纲要》的同时，白先生逐渐感到必须有一部用新观点、新体例编撰的《中国通史》巨著，才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反映我们祖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是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和影响的需要。

于是，1978年年底，白先生提出编撰12卷本《中国通史》的设想和计划，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

当白先生的设想提出后，史学界同行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许多老同志纷纷来信表示支持白先生的这一创举，如韩儒林、史念海、季镇淮等先生。

这是编撰通史工作的第三个阶段。

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预计写12卷、近20册，约600万字，争取在5年内陆续出版。

这部大书，不独在卷帙浩繁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举，而且在编撰体例上也有重大革新。

它的每一卷，都将包含“史料史学”

、“重大事件”

、“专题论述”

、“人物评传”

四个部分，全书还有表、图、索引等附卷。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部书的导论就占了1卷，共提出中国历史上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其中包含着许多新问题。

这在我国通史编撰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主编这样一部大书，困难是很多的。

但白先生总是满怀信心地工作着。

为了把“**”

期间中断的史学史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白先生在1979年恢复了《史学史资料》这个刊物，并于1981年改名为《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