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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4页）

这个刊物此前刊登了史学史论文和资料约200万字，对联络史学史研究者和培养新生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白先生又培养了7名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78—1981年）。

除了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外，在史学史方面，白先生当时还计划做三件事：

1.编一部三卷本的教材，计划两年内陆续出版。

2.几年内，编撰一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

这项工作，白先生交给他的学生们去完成，他自己做指导和顾问。

3.和出版部门配合，编一套《中国史学名著选刊》，先搞50种，逐步充实到100种。

完成这三件事情，将对建立和发展史学史学科，做出一定的贡献。

对于一位身兼二三十种社会工作的72岁高龄的学者来说，这些工作已是够多的了。

但是为了使历史学科的建设更合理、更完善，1981年九、十月间，白先生又酝酿着一门新课程的建设问题，即有关史学概论这一课程的建设问题。

当年10月中旬，他在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活动期间，应邀到武汉师院讲学。

他在这次讲演中，提出：“有两门课很要紧，希望能在短时期内搞上去。

一门是史学概论，一门是中国史学史。”

他说：“讲中国史，讲世界史，这都是通史，史学概论比这更高一层，理论性更强，在一个系的课程里它是主要课程，要讲。

你学习四年了，什么是史学不知道，知道点历史知识，不知什么是史学，还是不行。”

“再一个课程是中国史学史，……这是历史系的基本建设，我看这样两个，一个是史学概论，一个是史学史，如果这两门课开不成，就是说历史系最要紧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白先生已经组织了一个班子，着手编写《史学概论》教材。

编写提纲已经讨论了第三稿，最近就将定稿，开始编写。

全书约30万字，1982年6月份定稿。

白先生计划在此书定稿之后，举办史学概论讲习班，为全国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此外，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撰学的建设，也有很多可贵的设想[6]。

为了推动关于历史学科建设的讨论，白先生还打算在《史学史研究》上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三）学术思想方面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看法

白先生曾多次对我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形势很好，学术界的形势也是空前的好。

我好像感到史学工作开始有点味道了。

因此，新的感受多了，新的问题也多了，觉得工作越来越有劲。”

是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自1977年以来，白先生的治学生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有史学史方面、通史方面、民族史方面、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及史学传统和史家修养等方面。

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各自的领域中或使人有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气概，或使人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明朗的感觉，或使人产生反复玩味、探索、思考的兴趣。

1.在通史研究方面，他提出的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化的程度，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之一的论点，以及阐述封建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仅仅研究农民的地位、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地主阶级的变化、发展，因为后者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的论点，等等，多系前人所未发。

2.在史学史研究方面，他今年（1981年）发表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把许多问题都深化了；而他这样系统、深入地讨论史学遗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工作。

3.在民族关系史的理论研究方面，他在全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篇好文章。

他在讲话中谈到的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主体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例如，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的同志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