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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5页）

白先生认为：“对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

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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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白先生结合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实际研究工作，对当前史书编写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具体的设想。

他对历史上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家族史、学案体、表、谱、图等都有论述。

其中，他对纪传体和图的论述，尤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说：

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

清初，马骕著《绎史》160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的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

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

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十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

这一段论述别具新意。

纪传体史书的体裁复活了、改造了，因而也就有了新的价值。

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按照这种新的综合体来编撰的。

他又说：“近来，我们的史书比较注意了图的使用，但在这方面还是缺乏系统的研究。

……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

我希望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

[8]白先生多次指出：“历史家的责任是写历史书，但这些不仅是写给史学工作者看的，而且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因此文字应当通俗、生动。”

像白先生这样认真地来讨论史书编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上，还是没有先例的。

关于史学传统和史家的修养问题，白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创见。

（四）对历史教育重要性的新认识

历史教育问题，是白先生今年（1981年）上半年以来，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白先生学术思想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他在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会的讲话中，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咱们的历史教学很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中国历史这么长，这么丰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又这么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可见历史教学的内容是极丰富的，任务是很繁重的。

但现在小学没有历史课，中学也就那么两三个课时，哪一个国家也不像咱们这样轻视历史教学。

这就是不懂得历史的重要性，不懂得历史科学是指导人类前进的，是关系国家命运的。

近年来，人们常常谈论青少年犯罪问题。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提出一条，是不是跟不教他们历史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教历史他们就不犯罪呢？那也不好做保证，但学点历史总跟不学不一样。

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里说：‘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

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态度。

这种科学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