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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5页）

1978年，他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划分作了论述。

此外，他还发表了两篇论纲式的短文，一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是《说豪族》（1987年）。

[12]白先生非常重视这几篇论文，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写道：

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

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

现在，我把关于封建社会的几篇文章，也收到这里。

《中国历史的年代》一文，是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及轮廓之总的看法，其中关于封建社会也写得比较多些。

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第一卷里都写入了这篇文章，只是文字上有小的修改。

现在也把它收在这里，以便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增加向大家请教的机会。

这一段简要、平实的文字，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与回味：怎样看待中国历史？怎样撰写中国通史？为此，白寿彝先生殚精极虑，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认识。

三、《中国通史》的成就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撰述的起点。

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寿彝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

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宏伟的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应了这个挑战。

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又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

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

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做的积累而已。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

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

“70岁才开始做学问”

，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

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多卷本《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著，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9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

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认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

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这是在历史分期理论与方法上的一家之言。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这在当代历史编纂上都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