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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1（第5页）

多卷本《中国通史》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远古时代（第二卷）、上古时代（第三卷）、中古时代（第四卷至第十卷）和近代（包括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年；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年）四个阶段。

中古时代各卷的划分，则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一些重要皇朝之历史的完整性和中华民族这一部分历史的特点。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撰上的特点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

例如，它强调把兄弟民族的历史作用在全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明确起来，以阐明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它重视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全书科学技术史部分的撰写在内容上要注重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专门组成《科学技术志》编写组，等等。

这些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盛大的学术协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规模大，体裁新，特点鲜明，但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绝不是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

作为编撰这部大型《中国通史》的发起人和总主编，白寿彝教授从酝酿的时候起，就得到一些著名史学家和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支持。

几年来，我们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者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史学工作的事业心愈来愈强烈；老一辈史学家之间的诚挚友谊和他们在研究工作上的互相支持与激励，中、壮年史学工作者的开拓精神和敢于挑重担子的勇气，等等。

这些条件，使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的一次盛大的学术协作。

著名史学家侯外庐热情地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多次同白寿彝教授筹划、切磋有关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

全书编委会由著名史学家邓广铭、王振铎、邱汉生等和各卷主编组成，白寿彝教授任主任委员。

第一卷至第十二卷的主编人是：第一卷，白寿彝主编；第二卷，苏秉琦主编；第三卷，白寿彝、徐喜辰、杨钊主编；第四卷，白寿彝主编；第五卷，何兹全主编；第六卷，史念海、陈光崇主编；第七卷，陈振主编；第八卷，陈得芝主编；第九卷，王毓铨主编；第十卷，周远廉、孙文良主编；第十一卷，林增平、章开源、龚书铎主编；第十二卷，王桧林主编。

这里，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名家，也有成绩斐然的中、壮年学者。

这样一个编委会，是很令人鼓舞的。

还有一些名家和学者，也热情地为多卷本《中国通史》撰稿，他们当中有王静如、周一良、胡厚宣、张政烺、孙秉莹、万九河、斯维至、韩国磐、田余庆、安作璋、高敏、陈述等几十位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

尤其要提出的是，有些研究机构慨然把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的某些需要撰写的部分，直接列入本机构的研究计划，并作为重点项目对待。

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把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的“科学技术志”

的编写工作纳入本所的科研计划；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第七卷纳入本所的科研计划；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把第五卷作为近期的主要科研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研究所，把第六卷的撰写工作作为近期的主要工作；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也把第八卷的编写工作跟本室的科研计划统一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在教学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也将把第十二卷的编写工作作为今后三四年中的主要科研任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将自始至终把协助白寿彝教授作好全书的组织工作、联络工作视为本所主要工作。

这里，我不便过多地占用《历史教学》杂志的宝贵的版面，来叙述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动人之事，感人之言。

我只是通过上面那些介绍性的叙述来说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的的确确是我国历史学、考古学、文博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学者、专家的盛大的学术协作和联合攻关；这支编撰队伍的形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学术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的进取精神和现实可能性。

当然，编撰这样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还会遇到不少的困难。

但是，有了这样一支编写队伍，可以相信，困难是会被一一克服的，这项大的历史撰述工程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一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支持，得到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得到其他方面许多同志的支持。

1983年，它先后被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列为全国重点研究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

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国许多报刊先后报道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

对此，主编白寿彝教授曾一再说：“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我们一定要加紧工作，不辜负各方面同志们的希望！”

[1]原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2]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所附《范文澜生平年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