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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遗产（第5页）

作者还谈到另外一些传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优良传统，无疑都是我们创造社会主义史学的“前提”

，作者对它们进行发掘、清理，给以理论的说明，是很有意义的。

应当看到，作者谈论史学传统，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激励。

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重视史学遗产，但不迷信遗产；作者推崇优良传统，但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创史学研究的新的格局。

这反映了作者对待遗产的辩证思想和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

例如，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封建社会“正史”

的传统体裁，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

在古代史学那里，对这种体裁的每一部分（本纪、世家、列传、载记、书志、表、论赞），大都以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说明。

作者扬弃了罩在纪传体史书体裁上的这件封建伦理的外衣，吸取了它作为综合体的正确的形式，并以科学的观点对其进行说明，从而使纪传体获得了新的生命。

作者写道：“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

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

……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

[30]应当公正地指出：近几十年来，史学界还没有人像作者这样郑重地、严肃地、认真地来探索当代史书撰写的体例问题。

我认为，作者的这个探索工作，一定会对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对史书撰写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使人感到兴奋的是，作者的上述主张，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索上面，而是已经在史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加以实践了。

作者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采取综合体的体裁进行编撰的。

这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学发展上，是一个创举。

他的这个主张和编撰工作，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赞同。

顺便说说，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上的《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是经过集体讨论而由作者手订的。

《文章》列举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的346个问题。

在一卷历史书里这样广泛地提出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不少新问题，这在我国史学界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它引起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兴趣。

再如，作者对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也有新的阐发。

他说：“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历史知识、历史教学，还应该强调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一，是要让年轻一代懂得做人的道理。

第二，是要他们懂得历代的治乱兴衰，培养他们的政治兴趣，关心当前的政治形势。

第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31]这就赋予史学研究工作以提高全民族的历史科学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双重使命。

目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对此尚未有充分的认识。

跟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作者进一步发展了察往观来的史学传统，指出：“有一些人认为，历史只是讲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有关系。

这是错误的看法。

学历史，固然要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

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历史工作者对未来都能做很好的观察，但我们应该要求，对人类的未来、对祖国的未来能做比较清醒的观察。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这是不能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