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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遗产（第7页）

[38]我们的理论思维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研究理论问题。

因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

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

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

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

[39]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于60年代又先后发表《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而在70年代末发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40]等。

这些论文，主要都是讨论理论问题。

1981年，他的第一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则更为集中地探讨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

例如，关于对历史进程的看法问题，他从慎到、韩非说到顾炎武、王夫之，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关于对地理环境的看法，他从黑格尔、马克思讲到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再论到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地理志》、《沟洫志》，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等等。

以上这些，反映了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以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的理论问题的浓厚兴趣。

这是很值得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二）要有渊博的知识

作者认为：“近代科学分工分得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

博学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而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是不利于发扬这个传统的。

作者指出：“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

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

[41]目前，一些重点大学着手试行学分制，各系都增设了一部分选修课程，这对克服“抱残守缺”

的现象无疑是会起积极的作用的。

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作者强调渊博，乃是在专精的基础上的渊博；离开了专精，也就不成其为渊博了。

作者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42]，曾对此做了系统的说明，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三）要有全局的史识

作者主张：研究历史，“无论是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总须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全局的看法”

[43]。

我认为，作者所说的“全局的看法”

主要指：第一，是要从整体上看问题，既看到某一事物发生、发展和衰老的全过程，又看到这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

第二，是要抓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即带有全局性的或是影响深远的问题；一般性问题不是不要研究，而是不要反复纠缠、沉溺其中。

在具体做法上，作者主张：“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

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

找这样的问题来研究，意义是很大的。”

[44]他认为：“研究断代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搞通史。

不搞通史，你就不能理解这段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什么地位。

……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这是不错的，但是没有通史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

这两个是辩证的，互相联系的，同时都要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