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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1（第3页）

这一类的目的，主要是‘明是非、别善恶’和‘观成败’。

‘明是非’和‘观成败’主要是指认识方面说的，‘别善恶’是从教育意义上说的，但这三者也很难分开。”

[6]从这一总的认识出发，白先生于先秦文献中一连举出“列举同类事例以说明一个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说明问题”

、“援引史事进行理论上的辩诘”

等，同时分析了韩非和《吕氏春秋》对历史知识的运用。

[7]关于“疏通知远”

，白先生说：“我们所谓‘疏通知远’，主要包含两个问题。

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

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历史的想法。”

[8]进而列举出孔子、墨子、商鞅、赵武灵王、孟子、荀子、李斯、韩非等人是如何运用历史知识提出对当前历史动向和未来的看法的。

白先生对直笔、参验、解蔽的论述，是强调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必须重视所依据的历史资料的可信程度”

[9]，从而充分肯定了直笔的精神、参验和解蔽的方法在书写历史、考察史实和运用历史知识上的可贵性。

白先生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上，融会了先秦的历史文献，贯穿了对先秦历史进程的评价，可谓新意屡见，宏论迭出。

这不仅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而且也证明了白先生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宝库，特别是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都离不开它。”

[10]仅此而论，也就大致可以看到这部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了。

[1]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2月27日。

[2]即社会实践——引者。

[3]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0页。

[4]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43页。

[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24页。

[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334页。

[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4～335页。

[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5页。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