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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1（第2页）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

白先生早年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7]；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

等文[8]，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9]、《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0]等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

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1]，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

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他在“题记”

中概括了本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本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

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本书在“叙篇”

中，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做了全面的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白先生在“题记”

中写道：“本卷只讲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

尽管如此，本书仍无愧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说：白先生在他后半生的50年中，始终不渝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

他之所以在史学上获得巨大成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白先生重视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觉地把中国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对遗产的全面认识，另一方面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使其带有中国的风格。

二是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结合起来，既避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又避免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做法。

白先生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

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12]以上这些，是白先生在学风上的最突出之处。

追求通识，是白寿彝先生学风的另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

后，逐步发展起来一种“通史家风”

的优良传统。

杜佑、郑樵、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等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