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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1（第3页）

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

他早年撰《中国交通史》，始于先秦，迄于当代；其后，他治回族史，是从回族的形成，讲到回族的新生；他主编《回族人物志》，起于元代，迄于近代；以及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都是以“通”

见长的。

白先生的追求通识，不只是表现在历史编撰方面，尤其反映在历史见识上，如他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认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及其分期的认识、关于中国史学遗产的认识，等等，都包含着通识的深厚底蕴。

白先生的《说六通》、《说“疏通知远”

》二文[13]，是分别从学术发展和史识运用两个方面揭示出通识的重要，可见白先生的通识，其严谨和价值并不局限于学术的范围，对于治学、治国都有所启迪。

志在创新，是白先生学风的又一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曾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

上文讲到他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理论上应有所发展，讲的也是创新的道理。

同时，创新与通识也有密切的关联。

可以认为，理论、通识、创新，在白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是三位一体的。

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都有许多成果。

举例来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既有“华夷之辨”

的一面，也有撰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优良传统的一面[14]；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15]；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应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16]；他关于史学史学科性质的论定、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17]；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关于中国历史上同一时期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考察和撰述的见解等，大多是带根本性的创见。

这些创见，既是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白先生的史学遗产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强烈的使命感，是白先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学风的精髓所在。

为了维护史学家的尊严和祖国历史的神圣性，为了让世界人民有一部中国史家用科学观点撰写出来的中国通史，他以70高龄奋斗了20年，团结数百位同行，写出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可谓不辱使命。

通观一部《白寿彝史学论集》，论历史教育和史学功用的文章竟多达20篇，可见作者所思所想，始于斯，亦终于斯。

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

这可视为他的治史格言。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还反映在他善读书和重师友之益两个方面。

善读书，关键在于对“读”

的理解。

白先生引用古意，认为“读”

不是一般的阅览和诵习，而有“抽绎”

之意，即确有所得，犹如“采铜于山”

那样[18]。

白先生的善读书，我只举一例说明。

前人历来有“三通”

、“四通”

、“五通”

、“九通”

、“十通”

之说，且相沿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