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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1（第5页）

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短文，考证《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准备在《史学史资料》上发表。

发稿前，白先生用了半天时间修改此文，并在事后对我说：“作文要避免横生枝蔓，力戒浮词。

此文罗列两宋以下目录书，不分别其著录《贞观政要》与否，这就增添了枝蔓和浮词。

尤其是考证文章，应写得干净利落，使问题迎刃而解。”

20年前的事情，似在眼前。

第四，讲文采。

白先生崇尚平实，也讲求文采。

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都是富于文采的佳作。

他历来认为，中国史学上有重视历史文学（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艺术性要求）的优良传统；因此，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把“历史文学”

列为专章论述，认为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对史学发挥其社会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宪问》记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作风，其文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21]白先生经常引用这个事例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可成为佳品。

探讨和学习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犹如又在白先生面前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我深信，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是不会被后学忘却的。

[1]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5月12日。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8～370页。

[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5]以上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6]以上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7]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8]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9]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13]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

[15]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七、八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7～294页。

[16]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7]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30、195～196页。

[18]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423页。

[19]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0页。

[2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21]《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