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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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7章 余穗（第4页）

“怎么说？”

“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

李乐语速快了些，带着梳理后的确信，“高端岗位，要的是名校、海归、高学历、亮眼的履历，拼的是智力资本、文化资本。

低端岗位，建筑工地、流水线、餐馆后厨……要的是能吃苦、肯加班、不挑活儿、价格实惠的劳动力，拼的是体力、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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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群人，城市户口，土生土长，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

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

学历拼不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薄弱。”

“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

那些活儿，农民工也能干，可能干得更好，要求更低，更能忍。

而且农民工背后，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他们呢？他们的乡在哪里？退了，能退到哪儿去？”

惠庆微微颔首，他接过话头，“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一种结构性的挤压。

就业与生计的挤压，公共资源的竞争，居住空间的区隔，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

“对，”

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攥成拳，“就业市场的挤压，好工作够不着，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

“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他们的家庭，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

“居住空间的挤压，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房价飙升，他们熟悉的、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

“社会认同的挤压，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

“城市在飞速发展，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技术化，甚至……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偏向精英化、效率优先。”

“招商引资、高新产业、人才引进、城市形象……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

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发展、上升通道，在宏大的叙事里，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是失语的。

他们成了发展快车上，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有些颠簸、有些迷茫的乘客。

车在往前开，他们也在车上，但脚下的地板，未必那么稳当。”

“所以，你的问题是？”

惠庆拿起桌上的茶杯，没喝，只是捧在手里，像在借那点温度。

李乐深吸一口气，“我的问题是，在城市治理日益精英化的背景下，这个被结构性地挤在‘中间’的群体，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城市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被迫接受被分配的位置？”

“他们如何应对就业市场的排斥和挤压？如何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是封闭的、同质化的，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

“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更倾向于‘市民’，还是某种混杂的、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这些期待是现实的、可能实现的，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压制、甚至消解的？”

“他们的......”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拧开了水龙头，起初是试探的滴答，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

惠庆没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仿佛在数叶子。

等李乐说完，惠庆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

茶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看到了结构，看到了夹缝，看到了尴尬的处境。

那么，怎么研究？”

“老规矩，先进入田野。”

李乐显然有过思考，“不贪大，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

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或者，选择一个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场域，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