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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5页）

。

[45]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上限都要从黄帝讲起。

例如，马总撰《通历》10卷，起“太古十七氏”

“中古五帝三王”

，下迄于隋，“粗述君臣贤否”

。

又如，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

[46]《统史》已经失传，《通历》今存后七卷。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说的“太古”

“五帝”

“开辟”

云云，人们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们却反映出了炎黄文化影响的久远与深入，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在这方面，特别应当着重说到的，是大史学家杜佑和他所撰的巨著《通典》。

《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有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有若干细目，规模宏大，结构严谨。

《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前人论议，“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

。

[47]在唐人看来，“上自黄帝，至于我唐”

，这跟司马迁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变”

。

唐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历史观念，比起以往的人们来说，是更加强烈了。

当然，《通典》在具体的记述上，却是十分郑重的。

其《食货典》序称：“陶唐以前，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也。”

因此，《通典》所记黄帝事，极为简略，反映出杜佑的严谨的治史态度。

在这方面，他也是颇具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

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黄帝”

的历史文化影响。

然而，《通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独到的、在当时来看是达到了最高认识成就的见解。

杜佑对“中华”

“夷狄”

文化同源提出这样的认识：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

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48]

杜佑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来看待民族的历史，他认为：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

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