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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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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识，都是在“上自黄帝”

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前提之下提出来的，故所谓“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实则包含了“中华”

“夷狄”

文化同源的认识。

这比起有些挟民族偏见的认识，认为“夷狄”

从来本性“贪残”

“华夏”

从来本性礼让，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虽非全面的分析，但却认识到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并以此来排斥世俗的民族偏见，这也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唐初，李延寿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不赞成在“南北分隔”

的情况下，史家著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的做法，撰成《南史》《北史》，予以“改正”

。

[50]如果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是比较多地着眼“天下一家”

的政治形势考虑的话，那么杜佑在《通典》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认识，就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所做的理性思考了，这可以看作是从政治的层面上和历史的层面上，反映了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

三

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不仅在史学上有鲜明的反映，而且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上引石勒一例，便是很好的说明。

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51]为撰述宗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唐代政治家们在处置民族关系上的出色的政治实践。

这里，举出它所记述的两件事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件事情是，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

（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

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

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

上皇大悦。

殿上皆呼万岁。

[52]

这个局面，跟南北朝时南指北为“索虏”

、北指南为“岛夷”

的局面，是两幅格调迥然不同的历史图画。

汉高祖刘邦曾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史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53]这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

司马光所记“殿上皆呼万岁”

，这也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

尽管前者是着眼于政治得失，后者是着眼于民族关系，但历史所演出的这两出喜剧，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