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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7页）

另一件事情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

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上曰：“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

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54]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的颂词（如果不是谀词的话）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

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

“夷狄”

的“爱之如一”

。

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他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时代，炎黄文化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这种情况，通过司马光的史笔记载下来，说明了它的影响的深远。

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元皇朝的政治统一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总结。

当然，元皇朝的统治，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能同唐皇朝相比的地方。

但是，元朝统治者对于辽、金、宋这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历史，却都是十分重视的。

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55]修前朝之史，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传统。

当然，元朝统治者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也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

[56]。

这就是说，不论从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元朝统治者都认识到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

从官方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秋》《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心理的认同。

《三史凡例》规定：

——帝纪：三国（按：指辽、金、宋三朝）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

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