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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序言（第2页）

，因为这一事件，毫无疑问，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

2002年9月，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

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似已成为现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本书出版后，有幸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友人的垂爱，他们通过撰写评论等方式，对本书以推介，对笔者以鼓励，有些还素昧平生，令人感动。

尤其令人感念至深的是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王思治教授，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就热情地写下了题为《“医疗社会史”

的力作》的书评[3]。

这是本书的第一篇学术书评，让初出茅庐的我颇感受宠若惊。

王教授不幸已于去年离开人世，而今再次捧读他的勉励之词，不禁眼眶泛湿，除了怀念和感激，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无私推动学术传承的责任。

对于众多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师友的谬奖和鼓励，我一直都心怀感激，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领域中不断前行。

对于这种种的美意，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赞赏与肯定固然令人欣慰，而或许刺耳的批评则似乎更促人思考。

在众多的评论中，也不乏一些逆耳之言，它们或在研究视角和理念，或在学术资讯，或在具体的论述和资料等方面，给我以种种指教，对于它们，无论我是否全然认同，我都虚心承受，衷心感谢。

这些意见虽然不见得全然在理，甚或还不无误解之处，但它们无疑都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学术探求。

故而，这里无意对此做出具体的回应，不过从后面有关本书的反省中，或许多少可以看到这些意见的价值。

与此同时，自2005年开始，在笔者开设的“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专题”

这一研究生课程中，本书一直是必读书目，研究生的一些品评，也不时给我启益。

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还应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编辑，正是因为他的美意，本书才得以重版，也才会促使我全面细致地重读本书，并作出了修订。

这次修订，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校了本书引文，校订了引文文字以及标点等方面不少错漏之处；二是对书中一些文字表达不够顺畅或妥帖以及错误的地方，在尽可能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定的修正；三是对少量硬伤，比如史实、人名、地名和征引文献方面的错误做了订正，比如将1892年误植为1992年，蒋竹山误植为“蒋竹三”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误植为《中国历史评论》等。

可以说这次所做的修订几乎都是细节方面的。

基本的观点、结构和内容，一仍其旧，未做改动。

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原作的尊重，因为这毕竟是我在一段较长时间里对一个问题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十年中，我在研究理念和学术认知等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要按现在的认识去一一修改，那不仅改不胜改，而且即便真改出来，恐怕也变成了一项新的成果。

再一方面，从当时的学术理念和语境来看，其基本的构架和立论，我认为依然可以成立，资料也基本足够说明问题。

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仍自有其价值和意义。

在本书出版的后记中，我期许自己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十年来，世易时移，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自己的认知和兴趣，都有不小的变化，但对历史上疾病和医疗的关注则一以贯之。

此后的学术探索，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在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在不断学习和吸收新资讯、新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回望并省思自己以往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这样的反省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希望借此来发现可能的突破。

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端，值得于此提出。

首先，在学术认知和研究理念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