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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序言（第3页）

当时笔者介入这一领域为时尚短，对很多的问题，比如医学史、医学流派等，都缺乏自己的思考，往往都会借用当前一些通行的说法而未意识到其可能需要检视。

与此同时，当时在国际史学界一些新的、甚至较为成熟的学说和理论，如后现代史学、文化建构论等，尚不太为国内学界所了解，笔者也因受资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此也往往缺乏认知。

这在以下两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一、本书的初稿，笔者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现代化“进步观”

，这一点，经梁其姿教授指出后，成书时已做了一定的修改，但由于对该问题认识还不够透彻，所以现在看来，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我虽然反对将传统视为停滞和落后，而认为他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但对这种发展和近代社会转型（等于现代化）的进步性深信不疑，无意中将社会的进化视为理所当然，并对西方制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毫不怀疑，几乎未意识到其中“现代性”

问题，也未认识到西方的近代医疗卫生机制，不应只是我们追逐的目标，同时也应是检视的对象。

对清末仿效日本和西方实行卫生行政，将国家的卫生职能具体化，完全视为值得推崇的进步之举，而对于这种“进步”

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职权不断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然缺乏关切。

二、对于现代医学史和中医学的相关论述，我基本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态度来对待的，倾向于视其为“事实”

，尽管也存在问题甚或错误。

但并未意识到，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医史和中医学的诸多通常性的论述，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医界人士在面对西医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一种文化建构，中医尽管从其社会地位来说，或许是衰微了，但就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言，恐怕远超前代。

比如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所谓“温病学派”

，我全然接受现代医史学界的说法，将其视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乃是清代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明清特别是清代的人如何叙述所谓“温病学派”

，那些被称为“温病大家”

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身份，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大体一致的身份认同等一些问题。

若当时有意识做这样一番考察，那么现代有关“温病学派”

的认知，恐怕就不无重新思考的空间。

其次，就研究视角来说，本书可以说基本属于纯社会史的著作。

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笔者虽然对国际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状态做了不少功课，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不过老实说，对于国际上学术界中国以外医疗史研究，了解甚为有限。

笔者在近年来的研究和教学中，越发深切地感受到，若想在国际学术脉络中从事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像中国医疗史这样的新兴研究，对海外的研究关注，若只是局限于中国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真参考世界史领域中一些较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

所以，近些年中，笔者着意于对国际史学发展思潮和世界医疗史研究等方面的资讯和重要文献的搜集和研读。

通过不断的阅读和思考，笔者日渐真切地认识到，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故而甚有必要不断地引入一些新的理念和视角来展开相关的研究。

而就目前来说，以下两方面视角的引入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

一是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视角。

笔者认为，无论从当今史学发展的潮流来说，还是就疾病、医疗问题本身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性而言，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

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4]不过若反观本书，显然还缺乏相关理念的自觉。

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明显缺乏有意识地关注，其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

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

同时，也没有紧紧围绕着人的行为、心理等去呈现当时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样说，不是我们认为一部著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而是希望借此表明，若拓展视野，就是同样的题目，其实也还有不小的开掘深度和别样的书写模式。

[5]二是生态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