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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第2页）

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

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

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

[54]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

[55]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

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

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

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

，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

。

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

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

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

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

，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

“明清社会停滞论”

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

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

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

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

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的关键之所在。

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会的发展或明清社会存在的现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传统因素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56]，面对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并回答。

[57]因此，本书选择江南这样一个引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的地区的瘟疫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欲从疾病医疗这一过去少有人注意的独特视角梳理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