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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第3页）

（二）明清以来中国“公”

的领域的兴起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江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僚后备人才的快速增加，一个由乡绅领导的地方乡贤力量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对瘟疫的反应，必然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

大体说来，这些反应可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现代一般将它们对应为国家和社会。

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学术热点。

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刺激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扩展形成的对国家的对抗视为众多所谓专制国家实现西方民主政体的有效途径[58]，更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升温。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史学者就在“中国中心观”

思潮的影响下，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

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近世中国的内在发展道路，对当时影响甚巨的传统中国“静止不变论”

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在“现代化理论模式”

的指引下，试图从国家和社会互动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过去无人关注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

[59]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将“国家和社会”

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与走势。

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论辩对象的角色引入的。

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它完全是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承载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社会文化信息。

哈贝马斯等人对公共领域发展历程的论述实际上表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在近代的兴起和形成，以及对这一传统在当代沦丧的批判。

[60]由于众多的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民主这样的西方价值标准视为普世的近代化标准，因此，在用这一模式指导中国近世历史研究时，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先验地设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紧张与冲突，并努力去揭示、论证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力量同国家的对抗与冲突，搜寻这种对抗与冲突所隐含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以表明近世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这样的做法显然存在着以中国历史发展强行比附西方历史经验的嫌疑，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61]像魏斐德等人已经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罗威廉、兰金等人的论著中常常出现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极力表明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却于无意间也透露了国家的强大并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类的信息。

[62]不过现有的批评大都集中于过分扩大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在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并不构成对国家真正的对抗等问题上，而很少认识到隐藏其后的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对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缺乏深切的体认。

[63]笔者认为，目前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念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之所以屡受指责，关键在于研究者未能从内心深处抛却中国“公”

的领域与西方公共领域的对应，真正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去理解“公”

的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而仅仅把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当作一种参照系。

那么，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清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指向近代？这些正是本书所欲探究的。

而这些探究不仅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特质产生具体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