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学术回顾（第2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史[73]深化期”

。

[74]相对于其他诸种说法，这一论述显得较为允当，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无足轻重。

[75]不过，无论是哪个时期，疾病史总体上作为医学史附庸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76]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病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呈渐趋下降之势。

[7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78]

较早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学者，像陈邦贤、伍连德、余严、谢观和范行准等人，均有着深厚的中国或西洋医学修养，而且除伍连德外，都自小接受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也相当深厚，所以他们的研究虽处于开创阶段，实际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

在陈的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疾病史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从第一篇到第三篇，他在论述完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后，均另立一章专门探讨各个时期的疾病名称，初步梳理了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

而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

，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的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梳理。

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79]，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重要传染病。

当然，在发轫之期，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多有误会。

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所征用，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参考价值。

稍后，日本中国医学史开创者富士川游也十分重视医史研究中疾病史的探讨。

他在1934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书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医学史》（掌华房）中认为，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第一，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二，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三，疾病的历史，特别是国民中常见病的历史。

[80]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疾病。

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结核病、猩红热以及脚气病等，尤其受到重视。

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81]，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82]，陈垣和余云岫等人关于结核病的探究[83]，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84]，井村孝全对瘟疫资料的钩沉与考略[85]。

1949年以后，中医不仅结束民国以来长期受压制的处境[86]，而且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相当的进展。

[87]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和余云岫（即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

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底，使笔者深感，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在书中，范氏对巫术和神道设教下的一些风俗习惯的预防疾病的意义进行了挖掘，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民国以前国人的环境卫生观念和举措进行了至今仍不显落后的梳理；同时详尽地考证了天花传入中国和人痘发明的时间[88]，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而余著通过对古代众多文献的爬梳，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说文解字》、《释名》等文献中的疾病名称进行了疏解，亦显示出相当不凡的功力。

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篇关于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89]，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已，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百余年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

此外，干祖望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做了探讨[90]，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

、“传染病目”

中的内容做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91]，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92]，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做了探讨[93]，姜春华等人探讨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

[9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仍有些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做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

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在预防方面也有不少贡献。

[95]刘锡琎的《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一文[96]，介绍了晋《肘后方》等医籍中对狂犬（即狾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即谢工蛊毒）的治疗，认为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通过“以毒攻毒”

获得免疫的科学思想。

继此之后，我国免疫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就是人痘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