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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回顾（第3页）

不过该文有关人痘的论述几乎全采自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殊少发明，唯一的差异在于他没有理会范氏对人痘发明时间的考证，仍然相信清人文献中记载的中国11世纪就出现种痘术的说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专业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

不过，“由于新人多为医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不多”

，所以也出现了研究“低水平”

重复的现象。

[97]当然，由于研究者增多，而且有些老前辈仍在坚持研究，值得参考的成果也不在少数。

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疾病史专著：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和陈胜昆的《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

范著以疾病为纲，分解剖生理、内科病、神经精神病、内分泌病、营养障碍与新陈代谢病、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病、创伤病、皮肤病、妇儿病、胎生、五官病13编，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包括病名、病因、症候和治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变化。

不过传染病在该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大，而且较多关注古代疾病病名的含义，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殊少清理。

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的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集中在近代。

全书21章，其中有9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两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

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

、“博医会报”

（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是先简单地叙述某种疾病的起源，然后就突然跳跃到近代，给人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

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章又有辗转抄袭之嫌。

[98]除了疾病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病史内容。

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做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中国宋元以来就已有鼠疫流行、明万历年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值得重视的观点。

郭霭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有较多关于历史上疫病的记载。

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不仅概述性地论述了古代疫病流行情况，而且还对历史上人口状况、自然生态与疾病的关系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其体现出来的视野与意识已超出一般医史研究者关注的范围。

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做简单的概述。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有关疾病史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

除了传统疾病病名沿革、古代疾病的症候以及疾病的诊治和免疫等方面的探讨外，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做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

[99]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100]，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或许尚不够细密。

此外，还有两篇有关传染病的论文也体现了作者较为广阔的视野。

[101]传统领域的研究似乎较多集中在喉科疾病、免疫及某些重要传染病等主题上[102]，比如，喉科方面有杨大俊的《古代史料中十种咽喉病候》[103]、王东方和陈国丰的《喉痹病名考证》[104]、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105]，其中余文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

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外来传入说”

。

免疫方面，有杨家茂之《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106]、杨小明之《“胎毒外感说”

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107]等。

其中杨文提出“胎毒外感”

的病因学说是中国能够在11世纪就发明人痘的关键因素，认为它是近代天花病毒发明之前关于天花致病原因最科学的认识。

此外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

[108]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近代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但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