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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回顾（第4页）

[109]朱文锋、吴承玉回顾了中医学对“痹”

的认识，认为“痹”

为病理概念，可分成30种。

[110]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

[111]周秀达、黄永源探讨了古代的职业病。

[112]

总体而言，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

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非常有限。

（二）历史学界的研究

若从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界总体上对疫病的关注，西方世界明显鞭先一招。

1975年，美国的麦克尼尔（WilliamH.Meill）教授发表了他那本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该书“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与推理，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13]，能让人深深地感到，对人类的文明与历史，实有必要进行重新的审视。

读来颇有种耳目一新之感。

而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史著作一般都会让疾病史占有一席之地。

[114]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疾疫史的嚆矢，应属于邓海伦（Helen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115]，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的读书札记《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以及陈高傭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

[116]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

中国国内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首先出现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

研究的趋热，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

台湾以外的地区这方面的研究亦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研究者大多为历史地理出身的研究人员，虽然目前仍属冷门，但我有一种乐观的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成为社会史乃至历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应该与历史学者关注的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目前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除综合性的探讨[117]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

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做一梳理。

1.综合性研究

1998年张剑光出版的《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全书48万字）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

该书对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各个时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论述。

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疫病资料做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从该书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

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的一部分，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疾病史做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

18世纪以来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应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

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

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明末时疫初探》中对此持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

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进而初步探讨了政府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温疫论》中的论述，对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做了探讨。

在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为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

或“大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