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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回顾（第5页）

应该不止一种疫病。

该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尽管其本身并未能给予很好回答或做出积极的努力。

比如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要认识当时对致病原因的认识，仅仅探讨医家的看法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医家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为普通人所接受、士人与一般不识字者在认识上又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别等因素。

此外，谢**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

[118]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

，同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

[119]

2.鼠疫、天花和霍乱

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

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班凯乐（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

[120]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

[121]作者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该书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6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做了探讨。

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做了估计，指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回乱”

期间，大约有500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造成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

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流行期间，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

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必要性。

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ey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做了探讨[122]，认为自1800年代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范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

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一部分的赞同，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

凭借这些措施，他们认为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

曹树基、李玉尚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鼠疫的文章。

[123]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

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其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变动规律出发，在研究疫病对人口损失的影响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变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

关于天花，目前已有不少论文发表，比如，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124]以及在该文基础上撰成的《中国晚期帝国的人痘与牛痘，约1570—1911》[125]，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

[126]梁文在范行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

“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

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

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

[127]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L.Ma）、李玉尚以及笔者的研究。

[128]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的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1821年）由江苏流传到北京。

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探讨，可能与作者审慎态度有关，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下自己的断言，但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直到1960年代厄尔托登场以前；印度的霍乱弧菌也许可能是较新而较毒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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