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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回顾（第6页）

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1821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认为：“在野心勃勃的公共卫生措施配合下，免疫的预防注射被广泛地传播后，可能会影响霍乱的恶性效果及其顽强存在的各种人为与环境因素。”

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年至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

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

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

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3.麻风病及其他

麻风病可能因为具有道德象征意义而较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

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没有拘泥于古代文献中的大风、疠癞病到麻风是否确指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麻风这类很难取得共识的争论，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匠心独具地梳理了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指出，从“大风”

发展到“麻风”

的这一连串疾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密切的关系，其一贯性，是明显地有历史轨迹可循的。

“大风—麻风”

病的概念变化部分是来自经典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地受到各时代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道教思想、医者与患者的社会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响。

疾病概念的形成，显然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129]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

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

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

[130]

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131]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做了探讨。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2]，Christopher、Wilt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133]，韩嵩（Marta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

[134]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

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是历史学者的专长，且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因此，这一工作无疑大有可为，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个别疫病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哪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

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

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乃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探索。

第四，对疫病爆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做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讨，目前还基本未引起注意。

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

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较为全面的理解。

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

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