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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说明（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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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料汇编

各个时期编成的资料集种类甚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数种特别重要者。

在清代，余治所辑之《得一录》实为各类慈善事业的文件汇编，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受到关注，1984年，冯佐哲曾于引介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的文章中对其做过简单介绍[138]，但在我国，似乎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施药施诊、对疾疫的救疗和预防并不是当时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但相对于其他文献，它仍然算是相关信息较为集中的史料。

20世纪80年代后，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编纂的《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将作者搜罗到的三百余种自唐至民国初的笔记（包括少量文集）中的医疗、疾病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编排，资料价值不言而喻。

王新华、潘秋翔编纂的《中医历代医话精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从四百多种医籍（不限于医话类著作，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医籍）中，选录了医话两千五百多则，并做了分类编排。

《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专门有“疾病类”

，此外“风俗”

和“迷信”

等类中也有相关资料。

《清诗铎》（中华书局，1960）按类编排的方式为我们利用清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中，岁时、善政、田家、灾荒、义行、风俗、丧葬、掩埋、疾病、医术和鬼神等类别中有着较为丰富的疾疫史及相关资料。

另外，几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集对了解同治初年的瘟疫多有帮助[139]，有关苏州的碑刻资料集和商会档案汇编则保留了一些有关环境卫生以及疾疫救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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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无疑是另一类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关疫病社会史的内容也多有存在，不过由于其不够集中，更主要的是因为时间有限，这次未能多加利用。

[1]应该指出，这种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与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挂钩，从社会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探索战争影响的研究目前依然比较缺乏。

[2]美联社电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六大传染病威胁全人类》，载《参考消息》，1999-06-19。

[3]对近世一词，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早年由日本学者提出，主要是指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

近年，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道路时，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者也使用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谓的“LateImperiala”

。

[4]该地区（涵盖地区见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96人，不仅远远高于全国8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几乎是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平均人口密度（178人）的三倍。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5]参见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205～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新华辞典》，9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50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8]在现在专业学术著作中，一般把据西方医学体系发展出来的医学称为现代医学，由中国原有医学发展起来的医学叫做中国传统医学或祖国医学。

本书这里只是借用这种通行术语，并不表明笔者赞成这种术语背后所蕴藏的意味。

[9]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0]余：《急性传染病》，5页，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

[11]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6页。

[12]参见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224～2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3]参见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3～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李家庚、余新华主编：《中医传染病学》，3页，北京，中国医药科学出版社，1997。

[14]此类名称在古代文献中时能见到，这里仅随举一例，下同。

比如朱震亨：《丹溪心法》，见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99《瘟疫门》，第7册，168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15]如刘奎：《松峰说疫·自序》，1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