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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说明（第8页）

对此，笔者深有同感，相当多的论文引文不注出处，仅于文后列一两种参考文献，对资料的处理也比较随便。

不仅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较少，就是对医籍资料的搜集和理解也基本不出陈邦贤、伍连德、范行准等前辈学者的范围。

此外，近年来的新版医籍点校方面的错讹也明显多于以往。

[98]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

[99]参见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100]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医史学界也逐步开始表现出对隐藏在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

实际上，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只是很少被注意。

近来的研究，在社会史方面，除张文外，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也对社会因素有相当的关注。

而对文化史，可能由于中国医学本来就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视也远甚于社会史，这从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较多医学文化史著作中不难看出。

比如，李经纬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陈乐平《出入“命门”

——中国医学文化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以及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

此外，廖育群所著的《岐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也对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相当重视。

这一倾向可能是医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发展的结果，他们认识到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乃服务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比如吴云波指出：要实现为当前现实服务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一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见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162页。

这多少显示出了医史学界同史学界在研究旨趣上逐渐接近的趋向。

[102]论文因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本书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

[103]载《中华医史杂志》，1984（1）。

[104]载《辽宁中医杂志》，1997（10）。

[105]载《中华医史杂志》，1998（3）。

[106]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2）。

[107]载《中华医史杂志》，1997（4）。

[108]参见李永宸、赖文：《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3）。

[109]参见何斌：《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110]参见朱文锋、吴承玉：《论“痹”

的概念及痹病的分类》，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5）。

[111]参见赖文、李禾、李永宸、杨页君：《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5）。

[112]参见周秀达、黄永源：《我国古代职业病史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113]陈建仁：《古往今来话传染病史》，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导读”

，2页，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114]比如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中用了差不多20页的篇幅探讨了疫病以及疫病的影响。

[115]HelenDueMingEpidemics：APreliminarySurvey，gShihWen-ti，Vo1.3.3（1975），pp.1～59。

[116]参见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载《历史研究》，1956（3）；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7]所谓综合性研究是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明清整个或其中的某一段时期中的疫病所做的总体性研究。

[118]参见谢**：《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载《历史教学问题》，1996（2）。

该文是国内史学界在疫病史方面最早出现的成果之一，所以粗疏之处在在多有，特别是对疫病的认识颇多误会，比如，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各种“痧症”

就是真霍乱、疟疾为瘟疫家族传染性强的疾病等，对伤寒与斑疹伤寒完全是两种疾病亦缺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