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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因素（第2页）

故夏令未终，痢疾大盛，赤痢尤多，十死其九。

[11]

曹心怡认为喉痧之因除“由温疠之毒吸入肺胃，又遇暴寒折郁内伏肠胃膜原，复触时令之毒风而发其发”

外，尚有三因，其中二因是：

一因起居。

富厚之家，冬虽温而必重其裘，甚则炽火围炉焉。

愚蠢之辈，夏虽凉而不蔽其体，甚则风餐露宿焉。

而房室竭其精，嗜欲损其形者，更难免矣。

一因饮食。

曲糵炙炸熏灼脏腑，瓜果生冷，冰伏脾胃，而饵金石以为卫生，借参茸以资服食者，更宜审矣……然此三者，凡疫皆然，正不独疫痧一证耳。

[12]

另外，有人还认为，吸纸烟将导致人体真气受损，也使人易染时疫。

如晚清一部作者不详的医书指出：

亦缘是症（指疫喉——引者）之人，真阴早有所伤，或多吸纸烟，暗耗肺津不少也……况今庚厉气流行，不吸烟阴足之人，感其气十伤二三，阴损肺虚者，其害可想矣。

[13]

（二）外因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这两句《素问》中的话，在明以前，一直是传统医学解释外感温病病因的经典性认识，也就是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伏邪说”

。

这一学说用今天的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由于冬季未能注意摄生，以致削弱了机体的抵抗力，即所谓冬不藏精，这样便容易感受冬季严寒的刺激而致病；设如受寒后而即时发病的，就叫做伤寒，没有即时发病而寒邪——致病因素——在肌肤潜伏下来，到了春季必然发生温病。

[14]

到明代，人们开始对这一学说展开批评，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吴有性和张介宾。

吴有性认为瘟疫乃疠气所为，而非潜藏的不时之气。

他批评说：

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由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症，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身重、痰咳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15]

张介宾则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之义当为：“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必病温病之证，非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

故，以为“伤寒”

、“温病”

、“热病”

三症，“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

[16]。

这些批评和解说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不过清人虽对此不无继承吸收，但伏邪说的影响并未全然消弭。

比如清初的喻嘉言对寒毒藏于肌肤、至夏变为热病说严词评骘，但对《素问》中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经春涉夏而发温疟的论断却又不仅未予批评，且加阐发。

[17]缪遵义虽然指出：“温病，亦或新中风寒也，或有表气素虚不禁风寒者。”

“汪氏论温症，未必尽由冬伤于寒，最为有识。”

[18]但显然没有彻底否认伏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