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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因素（第2页）

噫，计一室之蚊不下千万焉。

[17]

士人家中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情形就不难想见了。

蚊子是传播疟原虫的元凶，当时夏秋时节疟疾的盛行，显然与蚊子的猖獗有关。

而苍蝇是肠道传染病比较重要的传播媒介，苍蝇的众多，无疑会使当地肠道传染病菌的蔓延如虎添翼。

我们知道，江南的民居一般是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而厨房又常常紧邻猪圈和厕所，这就更为苍蝇传播病菌提供了便利。

清代江南的瘟疫多发于夏秋两季，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而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是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这充分体现出了江南瘟疫的环境特色。

（二）环境变化与瘟疫流行

清代江南环境的变化也对疫病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总体上说，清代可能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第二，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由过度开垦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

[18]这些研究均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浙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

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

[19]“昔者土山结实，尤不免浮沙入河，今乃山尽垦松，一雨挟沙而下，久霖更甚，河遍填淤，水无可蓄，即未成涝，易淹田亩。”

[20]“苞芦收获亦足补五谷之乏，贫民不为无济。

第山经开掘，遇霖雨，土随崩裂，湮没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潦交忧，害实不浅。”

[21]“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

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

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

[22]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已有认识，至于说这种变化与瘟疫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环境污染的自净能力。

而且，间接的关联更不难找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易遭水旱之患，而且顺河水而下的泥沙也导致下游平原地区的河流淤塞，致使自然生态化解水灾的能力下降，从而加快灾荒出现的频率。

而灾荒与瘟疫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棚民对山丘地的垦殖，所直接破坏的环境仅限于江南西部和浙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但其影响却是全流域的。

与目前对棚民垦殖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做过专门论述。

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做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

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

吴陈

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口次黄，（中缺）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