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环境因素（第4页）

因此，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引起时人的注意。

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乃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

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

《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星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

而今人乃习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

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

[32]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

[33]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

而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

，便感到，“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

[34]。

而“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

[35]。

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

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

[36]不仅在城市，就是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

这从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所谓“迷信”

色彩的故事中，似乎可以得到某些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

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

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

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

[37]

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应该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未受污染。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往往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

而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发生频度增长较快的时期，由此可见，环境污染在清代江南已对瘟疫的爆发、流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疾疫在夏天的猛烈爆发，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环境卫生状况的不尽如人意。

不过当时的环境问题与今天的环境污染，除了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不同：（1）当时的污染除个别城市外，主要由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的自然消化等因素造成。

（2）污染的表现主要是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以致每届天热，秽臭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猖獗。

因此，其影响所及也主要是大大增加了肠道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机会。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除人口大增、森林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人们对于这些昆虫的致病作用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